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主流本草对黄芪功效、主治的认识，不仅可以了解历代医家运用黄芪的经验，明晰黄芪应用的源流与发展过程，也有助于现今临床合理地运用黄芪，更有利于深入挖掘黄芪潜在的乃至遗失的功效、主治以及前人的应用经验，为进一步拓展黄芪的适应范围提供理论依据，也为研发中药新药提供一种思路。

黄芪是中医临床上常用的一味中药材，有补气升阳、益气固表、托毒生肌、利水消肿等多种功效。对全国330位国家级名中医的问卷调查，有139位名中医认为黄芪是他们临床擅长应用的药物之一，列居第1位。考察古今医家对黄芪功效、主治的认识与应用，发现其既有承接性，又有差异性。本文通过探讨黄芪效用的衍化发展，不仅有助于中医临床合理地运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挖掘其潜在乃至遗失的效用。

秦汉前后乃至两晋时期对黄芪功效主治的认识

黄芪入药历史非常悠久，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就有“黄芪治疗疽病，肉疽则倍用。黄芪、白蔹、芍药、甘草煎煮治疗疽病”的记载，表明秦汉之前对于黄芪的应用已具有较丰富的经验。其后，《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谓其“味甘，微温。”具有“排脓止痛、补虚”之功，治“痈疽久败疮，大风癞疾，五痔，鼠瘘，小儿百病”。可见，在黄芪治疗疽病的基础上，给予黄芪“排脓止痛”功效以明确表述，并创新性提出黄芪具有“补虚”之功；在疾病方面，治“大风癞疾，五痔，鼠瘘”等外科病以及“小儿百病”等，较《五十二病方》治疽病又有了丰富认识，扩大了主治范围。但《本经》对黄芪“补虚”功效的认识则比较笼统，未指明黄芪究竟是补益气血阴阳哪一个方面。

《名医别录》（简称《别录》）云其“无毒”，对于黄芪的安全性给予注明，并一直影响至今。同时丰富了黄芪“补虚”内涵，强调黄芪“补虚”的重点是“补丈夫虚损”和“益气”，这提示黄芪善于治疗男性虚损与气虚病症。首次提出黄芪“止渴，逐五藏间恶血”之效；这可能是后世应用黄芪治疗消渴、血瘀病症的发端。在疾病方面，《别录》认为黄芪主治“妇人子藏风邪气”、“五劳羸瘦，腹痛泄利”，可见，《别录》与《本经》关于黄芪主治记载有所不同。另外，陶弘景曾在《本草经集注》（简称《集注》）中指出黄芪“第一出陇西、洮阳”，且“生白水者冷，补。”并明确“其茎、叶治渴及筋挛，痈肿，疽疮。”说明黄芪的产地、用药部位之不同，性味功效乃至治疗重点亦有所差异。考察仲景《伤寒杂病论》314首方剂发现，治伤寒诸方皆不用黄芪，而治杂病方中涉及黄芪，如治风水之防己黄芪汤、治皮水之防己茯苓汤、治血痹之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诸不足之黄芪建中汤、治黄汗之黄芪桂枝芍药苦酒汤与桂枝加黄芪汤、治历节之乌头汤等7首方剂，从仲景治疗杂病运用黄芪的过程中，发现其既尊重本经，又不囿于本经，推测这一时期对于黄芪功效主治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认识，也反映出仲景对黄芪应用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这值得现今中医临床运用黄芪时加以借鉴；同时亦提示黄芪单味药应用以及与他药配伍使用时功效主治不尽一致，这有助于挖掘黄芪潜在的效用及其应用规律。

秦汉以前黄芪多用于治疗痈疽等外科疾病，秦汉两晋时期不仅拓展了黄芪的应用范围，更突出了“补虚”之效，其“排脓、止渴、益气”的功效至今仍然使用。可见，这一时期有关黄芪的认识和应用经验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隋唐时期对黄芪功效主治的认识

据《隋书•经籍志》载，出自隋人的本草近20种，但均已亡佚。鉴于《集注》等记载的药物学知识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唐代苏敬等医药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编著了可谓是我国第1部药典的《新修本草》，对于黄芪的效用与配伍的认识基本上与《本经》、《别录》相一致，但明确了赤色黄芪，外用消痈肿。唐代甄权的《药性论》认为黄芪“补虚”乃为“内补”，并“治发背，主虚喘，肾衰耳聋，疗寒热”。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黄芪主要用于中焦脾胃虚弱，清阳下陷，或肺气不足，卫表不固所致诸症，而治疗“肾衰”者甚少，后世学者提出黄芪“补肾”可能受此启发。

隋唐时期的著名医药家在承继前人药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对黄芪给予了发挥与创新，新观点、新认识日益增多，为后世本草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金元时期对黄芪功效主治的认识

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8]对黄芪功效、主治的阐释与《新修本草》基本相同，《日华子本草》明确了黄芪的“助气，壮筋骨，长肉，补血，破症癖”之效及其适应病症“瘰疬瘿赘，肠风，血崩带下，赤白痢，产前后一切病，月候不匀，消渴，痰嗽，并治头风热毒，赤目等。”进一步明确黄芪“助气，补血”之“补虚”内涵；同时增加了“黄芪恶白鲜皮”等内容。该书在疾病谱方面亦有较大的拓展，尤为重要的是明确指出黄芪治疗消渴。到目前为止，黄芪仍为中医临床治疗糖尿病的常用药物，并在《别录》的基础上对不同产地的黄芪又做进一步作了阐释，认为“白水芪，凉，无毒。排脓，治血及烦闷热毒。骨蒸劳，功次黄芪。赤水芪，凉，无毒。排脓，治血，退热毒。余功用并同上”。

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张元素所著《珍珠囊》中认为黄芪具有“益胃气，去肌热，止自汗”之功；在配伍方面提出“黄芪与鳖甲相反”的新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张元素在《本经》排脓止痛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黄芪治疗“诸痛”，现代将黄芪广泛用于心绞痛等治疗，可谓具有理论上的支持，这一功用值得深入探索研究。其后，李杲编撰的《珍珠囊药性赋》提出黄芪“其用有四：温分肉而实腠理，益元气而补三焦，内托阴证之疮疡，外固表虚之盗汗。”此与张元素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各有特色。李杲在《药类法象》[11]中则强调黄芪“补虚”的作用体现在“补肺气，实皮毛”，还独创性地指出黄芪能“泻肺中火”，此认识在《脾胃论》所谓“黄芪、人参、甘草3味，退热之圣药也”以及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运用黄芪治疗气虚发热，血虚发热中得到进一步认证。王好古之《汤液本草》[13]则认为黄芪有“益胃气，柔脾胃，去肌热，补肾脏元气”之效，可治气虚盗汗并自汗、肤痛、咯血以及伤寒尺脉不至等病症，并将黄芪定位于“上、中、下、内、外三焦之药”。黄芪功效、主治的宽泛性，可能是后世医家治疗诸多病症皆喜用黄芪的缘由。王氏所谓黄芪“补肾脏元气”之说，既是对《药性论》黄芪治“肾衰耳聋”的发挥，也是一种创新观点，但后世对此等观点未给予重视。时至今日，诸多研究证实黄芪对于糖尿病肾病、肾病综合征等多种肾脏疾患均有一定的疗效。

明清时期对黄芪功效主治的认识

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谓黄芪“生用治痈疽，蜜炙补虚损”。《景岳全书》亦强调黄芪“生者微凉，可治痈疽；蜜炙性温，能补虚损”。清代张璐之《本经逢原》则认为黄芪“入益气药炙用，入解表及托里药生用”。《得配本草》则认为黄芪“补虚，蜜炒；嘈杂病，乳炒；解毒，盐水炒；胃虚，米泔炒；暖胃，除泻痢，酒拌炒，泻心火，退虚热，托疮疡。生用恐滞气，加桑白皮数分”。由此反映出这一时期诸位医家创新性提出不同炮制方法影响黄芪功效与主治的发挥，临证时应依据病情选择不同炮炙方法的黄芪以提高疗效。

《本草蒙筌》在《别录》“补丈夫虚损”的基础上，提出黄芪具有“补小儿五劳七伤”之功，并“益元阳，泻阴火。扶危济弱，略亚人参”。对黄芪的认识既有继承，又有发扬，由此可窥见一斑。药物配伍方面亦有所发挥，认为黄芪“性畏防风，而防风能制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盖相畏而相使者，故二味世多相须而用。”治疗表虚自汗证的玉屏风散中便是运用黄芪、防风配伍的一个例证。《得配本草》在前人对黄芪与“茯苓为之使，恶白鲜皮、龟甲”的用药配伍关系基础上，又丰富了黄芪“得枣仁，止自汗；配干姜，暖三焦；配川连，治肠风下血；配茯苓，治气虚白浊；配川芎、糯米，治胎动、腹痛，下黄汁。佐当归，补血；使升、柴，发汗”的配伍关系。陈氏认为黄芪“扶危济弱，略亚人参”，严氏则提出“肌表之气，补宜黄芪；五内之气，补宜人参，若内气虚乏，用黄芪升提于表”等观点，对现今中医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现代中医对黄芪功效主治的认识

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上明列黄芪具有“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功效，“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表虚自汗，气虚水肿，痈疽难溃，久溃不敛，血虚痿黄，内热消渴；慢性肾炎蛋白尿，糖尿病”。对于黄芪的现代药理研究已经明确的功效主治大致有以下几方面：提高造血功能；降血糖血脂；抗心肌缺血；改善血液流变学；保护肾功能；调节免疫系统；抗肿瘤、抗菌、抗病毒、抗辐射、抗疲劳等作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贫血、出血、糖尿病、心肌缺血、肾炎、肾功能衰竭等病症。

现代中药对黄芪的核心成分做了详细的研究，用高含量尧虎黄芪为例，2020年版《中国药典》品按干燥品计算，含黄芪甲苷（C41H68O14）不得少于0.080%为合格。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C22H22O10）不得少于0.020%为合格。中药有效的化学成分是判定优质黄芪的基本标准；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黄芪功效的认识和治疗应用的梳理，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今医家运用黄芪的经验以及临床合理地运用，还有助于深入挖掘黄芪潜在的乃至遗失的宝贵经验，为深入研究黄芪的功效与主治内涵，拓展黄芪的应用范围提供理论依据，为中药新药研发提供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