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的生命力（生命力顽强的例子）

　　高伊琛 （农健/图）

　　这一年中，做了许多人物稿，感受最深的，是普通人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如同野草一般。

　　年初写孙玲，从普通农村女孩、工厂流水线工人到美国程序员，是这样；年中写视障学生，打破身体限制和世俗观念，找一条未来的出路，也是这样；后来写渐冻人张为，更是在和死神较量中有了自己的活法。

　　采访他们的过程，也是我自己有感悟和被震撼的过程。刨除记者这个职务身份，我在生活中也是普通人，二十来岁，会因赶不上公交而烦躁，因截止日期前没能交稿而焦虑，甚至想到未知的人生与前路，也会烦恼。

　　但每次走进采访对象的故事，总会被他们对生活的浓烈热情冲击到。那是种拉扯感。前路并不平坦，努力未必有用，还选择一步步走下去。

　　感谢他们，在我的人生中烙下了印记，让我更懂得怎样活着，怎样成为更好的人。

　　“老师，不认命不对吗？”视障学生昂子喻曾经向班主任问过这句话。从学习到就业，盲生的路上布满荆棘。我们将这句话拎了出来，作为稿子的标题，替他发出这声呐喊。

　　这也是我在年度回顾中想回答的。采访对象们用自己的经历和选择告诉我，不应认命，不该遵从。人们的偏见与约定俗成的框架，都无法成为束缚内心渴望的理由。

　　最令我震撼的瞬间，是在采访渐冻人张为。就像我文章中描述的，由于渐冻症，他肌肉萎缩，四肢停留在7岁的样子，膝关节石化，无法直立行走，最瘦时只有四十余斤。

　　他跟我讲，他曾经被拐卖过，被人控制在街头讨饭要钱。当时同样被拐卖的还有一个小姐姐，是个袖珍人，只有1米1，长得很好看。

　　见到张为时，她已经被转卖三次了。但她告诉张为，“不管遇到啥，咱都得好好活着”。

　　张为转述这话时，嗓子是哑的，嘴唇乌黑，嘴巴稍动，能发出“咔咔”响声，每句话，每个动作，都传递出身体的僵化，面上却没看出痛苦。他已经学着在与痛苦并存中，找到自己生活的轨道。

　　还有很多这样“被戳中”的瞬间。8月初的南昌市进贤县，冤案平反的张玉环回了家，此后每个环节都在媒体们的见证下完成。在我做报道的这两三年，第一次在一个地方见到这么多同行。

　　当时都想采访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已出现的视频片段中，她眼中有光也有泪，笑着说“他还欠我一个抱”。

　　但少女感的笑容背后，是一个几乎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女人。她的经历，在8月份的报道中，逐渐为人所知。在某个从张家村回来的晚上，她突然情绪有些崩溃，将内心的脆弱告诉我们，“压力压在身上好大，特别是去看他的时候，可想抱了。好想说抱一抱。就减压一样的。”她说，“太痛苦了，你不知道再抱一下，多好。你不知道那种滋味多好。”

　　新的生活，新的家人，给她带来力量，但埋在心里的永远抹不掉。她这样说，“现在张玉环出来了，我放不下，我疼。真放不下。慢慢消化。张玉环出来，我是高兴，但最近总是被揭伤疤。我老公在外面，不敢（大声说）。”

　　当时她住在进贤县的弟弟家，现任丈夫也跟着回来了，陪在她身边。接受采访时，两人一墙之隔，她将声音放低说，“只有我们走过的人，才知道心里藏着的人，特别是不能说给别人听。太痛苦了。”

　　在那番话中，我能隐约感知到她的难过。也有些惶恐，害怕媒体的关注会影响她的情绪，打扰她的平静。

　　年度回访张玉环案时，我没有再打扰她。两个儿子回了家，陪在张玉环身边。但在儿子们的帮助下，她也开拓了新的事业，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带起了海产品，丈夫经常出镜，两人看起来很幸福。

　　有一个2020年难以忘却的故事，没有写进报道里。

　　在采访“视障考生就业”时，一位采访对象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路——与普通高考635分的盲人考生昂子喻不同，他参加了单考单招，学针灸推拿专业，学制五年。

　　盲生找工作都遇到诸多困难。这位采访对象告诉我，自己将继续攻读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恭喜他。他笑道，这是找不到工作的无奈选择。如果找到工作，他不会选择读研。毕竟，三年之后，可能还得出来找一份推拿按摩的工作。

　　报道发出后，他跟我讲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小地方，特别穷。家里三个孩子，姐姐比他大三岁，弟弟比他小两岁。他一出生就看不到东西，父母带他到处看眼睛，两只眼睛都做了手术，换了角膜，花了四万多。“你想啊，山东农村的一个家庭，在1995年的时候，花四万多。”他告诉我，这些钱是父母东拼西凑借来的，都拿去看病，平日里饥一顿饱一顿的。

　　家里三个孩子上学，父母拼命干活，交学费。家乡的木制工艺品很有名，产品通常销往欧洲、美国、日本，但他的父母文化程度很低，只能赚取手工费，做一个精致的首饰盒，只能卖十几块钱。

　　他在当地一所盲校上学，早餐吃小米粥、馒头和咸菜，可以花钱买个鸡蛋，中午就一个炖菜，晚上还是粥、馒头、咸菜，他吃了九年。他身高一米七五，弟弟一米九，所以他总觉得是小时候吃得不好，不长个儿。

　　学校外面是田地，种着牡丹和芍药。初三时备考青岛盲校，学校里连台盲文打字机都没有，考试的时候全凭老师读题，题面也很简单，没有太深的知识。他想着，要好好学习，走出农村。

　　尽管他在的那所盲校条件并不好，但第一次回家叠被子的时候，母亲特别高兴。

　　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他出生后，他们总在为他的未来担忧，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姐姐结婚了，弟弟也工作了，但父母依然在拼命干活，给他攒钱，想着万一将来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呢。

　　父母不懂那些专业选择上面的事，只想着老老实实按摩挺好，劝他别折腾，稳妥一点。他也听了。

　　这些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前的采访中，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学习意愿的男生，自学英语，大量读心理学、历史学书籍，经常看新闻，也问过他在面临单考单招与普通高考时，是怎样选择的，他当时回答得很理性。

　　只在后来，他隐约提到心里的遗憾，后悔当时没能咬牙坚持，像郑荣权、昂子喻那样走下去，通过普通高考上大学。他觉得，那次选择后，他们的人生就有了分界线，被导引至了不同方向，而他选择了更窄的那条。

　　沮丧过后，他仍然想继续学习。我们俩都真诚地希望，三年之后，视障学生的就业情况能有所改善，他的路会越走越宽。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